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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阿来、格非、龚曙光对谈文学变局与价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05-09    浏览:
  

  秒速时时彩最新客户端▲4月28日,当代文学名家论坛文学变局与价值重建在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举行,著名作家韩少功(左一)、阿来(左二)、格非与著名评论家、作家龚曙光(右一)对谈文学变局与价值重建。组图/记者辜鹏博

  从四肢爬行到直立行走,人类花了几百万年。从告别刀耕火种到人工智能,却不过是近两百年的事。从生物性来说,我们依然用的是万年前在丛林里奔跑的狩猎人的身体,却拥挤在今天千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处在仓惶和震惊的状态,如何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人类的永久课题。

  852年前,江西人朱熹与四川人张千里相会岳麓书院,谈论过这个问题,不同学派的碰撞,激荡出千年之光。852年后,苍翠麓山下,千年书院中,著名作家韩少功、阿来、格非与著名评论家、作家龚曙光再聚岳麓书院,文学变局与价值重建是他们面对今天这个巨变时代所关心和谈论的主题。

  4月28日,文学名家走进千年学府第二季之当代文学名家论坛由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办,延续千年书院会讲的形式,在千年庭院岳麓书院设坛开讲。这场会谈谈论的不仅仅关乎文学,更是一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

  当水泥钢筋形塑人类生存空间,当科技更迭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我们的观看书写想象是否发生了改变?曾经区分人与动物的伟大创造文字,如何在消费主义的声浪中自处?走过无数个时代的文学,在现代人的焦虑里,是执着本心还是随波逐浪?

  独树一帜的先锋作家韩少功表示困惑,忧心价值观可能出现危机;敏感不同民族文化的阿来希望文学是‘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行走在创作与学术之间的格非希冀借助文学的折光,重建日常生活;横跨文坛与商场的龚曙光认为文学价值的重建不在一个时代,而在每一个作家自己。

  韩少功:在这里,我年纪比较大一点,智能手机上很多APP不会用。有时能够用支付宝、滴滴打车,青年朋友知道了很惊讶,觉得这个老头还行呀。这个时代变化很大,我们的文学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作为一个写作多年的文字工作者,我有很多困惑。

  原来李鸿章说过一句话,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我六十多年的个人观察和经历来看,文学到现在的变化也是非常惊人的。我记得读小学、中学的时候经常逃课看小说,经常读到半夜,作业也不做,第二天就挨骂。当时文学是我们最大的一种娱乐,而现在读书似乎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学问30多个文科研究生,你们读过《红楼梦》吗?大家都不吭声,后来举手表示读过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我又问,看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有多少?占了一半左右,还有一半连电视剧《红楼梦》都没有看过。

  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因有多种多样,不是简单的一因一果的关系导致现在的变化。我们稍微梳理一下。首先,技术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们年轻的时候哪有互联网?连电视也没有,更别说今天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那时候读小说就是最大的快乐。技术发生变化,很多信息不一定要通过文字来传播,更多的是借助图片、影像、互联网等手段,这对文学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现在青年都看抖音,连文字都不需要了,甚至有人说现在是一个读图时代,看看图像就可以了。

  第二,体制方面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古代人写诗是送送朋友,奉承一下领导,现在作家在一起谈的是版税、稿费、经纪代理人。每年有个作家收入排行榜,我也注意到这几年的排行榜,90%以上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是谁。

  韩少功:为什么对作家的评价要用排行榜的方式来界定?如此推理,要不要评选收入最高的公务员、收入最高的教授、收入最高的医生、收入最高的法官?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评价方法和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困惑太多了,我们写作的意义何在?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

  第三,最近北大高材生涉嫌杀母事件让很多人忧心忡忡。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近20年来全世界的精神病发病率急剧上升,全球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有程度不同的精神障碍;还有专家们预计到2025年,因精神病的致亡率将上升到排名第二,仅次于心血管病,比癌症还高。这是我们人类出现了问题,其中有多种原因起作用,肯定有一条是价值观的混乱,说重一点是我们的价值观出现了某种危机,我们要对这个价值观的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

  阿来:文学变局与价值重建这个题目,我喜欢也不喜欢。喜欢是因为中国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变化。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发展停滞,在西方的强势压迫下,必然要发生被迫的变化。而今天,对于变化我们变得非常主动,也带来了一些文学观念上的变化。

  今天,我们介绍作家,不是先说他们的文本,而是先说他们的头衔,比如作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我记得当年我们这拨人刚刚当作协主席、副主席的时候,何立伟写过一篇文章说忍看朋辈成主席,后来很不幸,他自己也当主席了。这说明我们是在用一种权力来衡量作家的价值。刚才少功老师讲到作家排行榜,它已经离开文本,不去说在中国的文学发展演变当中,作家的文本做出了什么贡献或产生了什么意义,而是用金钱来衡量作家的价值。龚曙光先生说榜单上大都是网络作家和少儿作家,这说明一个现象,大人不读书。像我们四川,有的大人边打麻将,边骂孩子去读书,自己却不读书。现在还有一个衡量作家的标准,就是得过什么奖。而作家一旦想着要得奖就要揣摩,揣摩茅盾文学奖评委喜欢什么?要得外国的奖更不容易,更要瞎揣摩。这有点像三国时代诸葛亮骂周瑜,说周瑜老揣摩别人,有时候过于揣摩别人会导致自己创造力下降。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题目?因为我们看到了时代中年轻人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迭代,消费社会的兴起,给我们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中国人有个观念,总觉得我们中国这个社会太旧了必须变新。原来说旧的好,今天变成一切都是新的好,我们有一个盲目的对新的崇拜。其实今天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很多新的东西都是技术层面的,而不是本质层面的。在这样的时代中,我觉得文学反倒要沉着一点,迟钝一点,坚持文学基本的原则为好。所以我相信文学再怎么变化,但初心不能忘,我觉得孔子编《诗经》的初心我们还是应该保持。

  我个人比较喜欢一位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他关于想象性文学有三条标准:第一,审美的光芒。审美从语言开始,然后经由感性,深入到我们的理性当中,发掘那些最基本的东西。第二,认知的力量。文学总要通过自己一个特殊的途径由个别到群体,由特殊到普遍,建立一种对于人性的、社会的基本认知,因为它是基本的力量。第三,如果我们有了基本健全的审美能力,还要有一种深入的理性认知跟感性结合在一起的力量,这就是智慧,想象性文学只有这么三条标准。

  今天人们认为互联网技术出现以后,就必然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我是不太认同的。今天网上大量流行的文字,其实是五四运动以来一直要抵制、批判的东西。我们要认识到,人最了不起的就是发明了文字,我们古人说仓颉发明文字天雨粟,鬼夜啼,鬼都要在山上哭。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人类文明进步当中最大的成果就是文字的产生。因为人需要有一种抽象的思维,而文字可以表达。今天,网络推广商要推销视频,于是就宣布视频的时代到来了,结果我们又把自己推而远之,回到一个直观的不经过抽象的东西上。就因为它是依托新的技术,我们又过于崇拜新,把这种新的东西吹得神乎其神,而不管内在涵养。今天,我们要看视频,其实牛在山坡上每天看视频,猴子在树林里也是每天看视频。今天,我们在新技术的大海上破浪前行的时候,文学应该是锚,要起一个稳定器的作用。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停下来想一想、看一看,这是我最基本的理解。

  韩少功:阿来先生有深刻的辩证思想,在新和旧的关系中有一种锐利的目光,能够看到事物在浅表现象下本质的内容。知道在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有一种创造的活力;在哪些方面,我们又需要一种坚守的定力。但是我们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做到,你不跟上潮流你就out了,不会玩抖音你也out了,你对时装不懂不能说上几句,就没有面子在圈子里混。这些都是羊群效应给我们施加的压力。每个人能否独立思考,做出自己真正清醒的、健康的、于人于己有利的认识和判断,这确实是很难的。

  格非:少功比我大10岁左右,但我最近看他的新作《修改过程》受到极大震撼。他刚刚说自己对技术的日新月异感到有点恐惧。但是很奇怪,他的小说有大量的流行语,少功其实对年轻人、年轻的文化一直非常关注,他自己随时代的变化在跟踪某些特殊的符号、流行语和文字信息,并作出了一些反应。

  最近这些年,虽然从表面上看社会非常稳定,变化不像前些年那么剧烈,进步大家有目共睹,但从内部来说,技术本身带来的挑战也是非常深入的。今天大家都有读书的欲望,整个社会号召大家去读书,但读什么书、怎么读书并没有一个相对深入的看法。我儿子小时候读了大量的东西。有一天,他放学回来说,老爸我考考你,《红楼梦》里的‘原应叹息’,是哪四个人?我马上说: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然后他又给我背了一句五里滩头风欲平,让我接下一句。当我说出张帆举棹觉船轻时,他的眼睛里终于流露出了一丝佩服的神情。其实,他在读书时有一个潜在的动机,就是来测试我的知识面。但是《红楼梦》他肯定没有看过,对诗词也没什么兴趣。

  1930年代,奥地利有个非常著名的作家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中曾说,大家都在读书,大家在追求知识,但所有的读书和追求知识的背后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储蓄的欲望,像银行存钱一样。似乎我知道得越多就越骄傲,炫耀自己的博学,让别人感到很吃惊。我是不提倡书读得越多越好的。有很多人不读书还好,读了很多不太好的书之后,智商和判断力反而显著降低。这是一个从阅读到阅读的时代自己读了一些书,马上将它的内容变成微博,供别人阅读。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阅读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思考。别人让我推荐书,我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那些时髦的、时尚的书,排行榜的书我都不推荐,我推荐的基本上都是老书,那些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后还在流传的书。

  今天,大家还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来占领一个个空间。包括虚拟空间。我这个人不太喜欢旅游。我更看重的是旅行,而不是旅游。旅行是我要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很陌生。它对我来说是个他者,我得对它表示尊重,然后慢慢熟悉它,了解它,这是旅行。我也不反对休闲放松式的旅游。不过,今天的旅游因其便捷,正在变味,它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符号空间的占领。很多人跟我说去过50多个国家,有时一天可以去两三个,不断占领空间。有一次在瑞典,看到一个女孩被一群外国人围住了,旁边一个摩托车上有五星红旗的图案。我们好奇地问她,你从哪里来?她说,北京来的,骑着摩托车经过俄罗斯,到了北欧。她说,她现在有点想念父母了,准备把摩托车寄存瑞典,坐飞机回到北京,在北京休息一两个月后再飞回瑞典,继续她的骑行之旅。她靠写旅游博文换取别人打赏,来支撑生活和出游开支。如果我没有遇见她,我可能感受不到当今一部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然我对这个女孩有着很好的印象,也并不反对她这么做。我想说的是,如果发微博成了旅游的一个理由时,我们或许需要对我们的生活状态进行一些反思。

  格非:似乎你发的花花草草比较Low(低级),而我发的东西比较高级。其实,在尼采看来,高级的陈词滥调还是陈词滥调。比如,不止一个朋友在旅行的过程中,给我发来了飞机头等舱的照片。我在犹豫要不要给他点赞以示礼貌时,其实内心感受还是有点复杂的。我们的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轻,我们的存在也变得越来越轻微。在过去,我们的背后有着庞大的、沉重的传统,人格塑造最关键的一环是家庭。事情该不该做、做得对不对,会有人依照传统、规矩、风俗告诉你,并随时约束你的行为。用大卫里斯曼的话说,那是一个传统引导的社会。你有兄弟姐妹,你得学会友好相处,这模拟了一个小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长大,你开始见习了解这个社会,家庭和邻里关系,是对社会的模仿。

  今天的社会环境发生非常大的转变。在家里,儿子跟我说话没大没小,给我起很多绰号,慢慢地我也适应了,父母肯定会把孩子当朋友来相处,但这一过程导致一个全球都面临的大问题,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人从一个类原子直接变化为一个社会性原子。这样一来,人本来经过的家庭见习阶段被省略了,而这个社会又处处对年轻人、孩子予以保护。今天的儿童文学是怎样的?猫生来不是为了吃老鼠,而是为了跟老鼠做朋友,两个人联手弹钢琴。这么一来,社会很多真实的东西孩子们看不到了,或者说,被剪切掉了。但这个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残酷的一面从来没有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减少,反而越来越深重。当备受保护的孩子把这个世界想象成一个玫瑰花园,踏入社会必然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神经官能症和忧郁症的高发,也许很能说明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能够提供怎样的帮助?文学最好的、最珍贵的东西,应该是能提供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做过删节,不会回避矛盾,也不会回避困惑和黑暗面。文学最好的东西应该是保留了生活的原样,保留了生活中原有的奥秘,这是我们生存的秘密。其实所有的现代作家都有一个共识:即便我们在面对残酷的命运时,我们仍要有能力来肯定自己的生活。就像托尔斯泰说的:上帝既然给了你苦难,同时也会给你一个相匹配的巨大的忍受能力,你不要过于害怕。在今天,文学还是有力量的。不论我们处在怎样的境遇中,是贫穷还是富有,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借助文学可以反省自己的生活,借助它的折光,我们仍然有能力来肯定我们当下的生活本身,我们依然能够有能力来实现生活本身的价值。

  中国当代社会重建价值,首先要重建日常生活。你得认认真真生活,不能老想象自己一天暴富,或者生活在一种中产阶层普遍的焦虑当中。这次到长沙来,我感觉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丰富性超过很多一线大城市,有很多很好的、质朴的东西保留下来了,或者说还没有遭到完全的破坏。刚才阿来说我们必须要有定力,有能力来肯定我们的生活,了解我们自身的处境和生存的意义,我想这是重建价值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韩少功:格非教授提的问题非常严峻,从读书讲到重建日常生活,我特别同意。同样的话我不敢说出来,他比我勇敢。他不主张大家读太多书,我原来想说但不敢说。作为一个外公,如果我的儿辈孙辈读经典文学,我会放心,但是如果他读当代的很多流行小说我不放心。为什么?问题出在我们当代的文化。某些情况下,很多的文学作品变成了一种流行病,一种传染病,对我们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不是一种动力,有时候意味着一种风险。当然,刚才格非说得很对,文学其实有重要的功能、有强大的力量,它不是提供人生的终极方案,而是提供某种气质、精神以及面对严峻现实的承受能力。所谓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把不如意的、痛苦的生活还能过得有滋有味,这是理想主义最大的本领。接下来有请龚曙光先生。

  龚曙光:少功让我来参加这个论坛,我知道我是来打酱油的。但三个大师傅炒菜,一个打酱油的就变得很重要。刚才听了三位大作家对于变局和重构的想法,其实他们讲得很好,但讲的都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因为他们是写书的,只能凭借他们对生活的存储,对人生的领悟,对艺术的把握,去写他们的东西。他们不可能因为时代变了,他的创作能随之想怎么变就怎么变。也不可能因为社会在呼唤什么东西,他们就能提供什么东西。一个作家面对时代的时候是非常无奈的,他的无奈是因为时代变化的无限性和作家生命力的有限性。

  如果同学们想当作家,就别去关注变与不变,因为对你来说没有意义。你只能够靠你有限的生活存储和无限的对生活的向往,去进入一个写作者的处女地。假如你选择了这条不归之路,你就只能相信李白的话,天生我材必有用。至于变还是不变,重构还是不重构,其实与你没有什么关系。

  我今天是跟三个大作家在一起,沾他们的光。当然我跟他们不同,我是一个非职业写作者。我的职业是做书、卖书,我必须要思考变局,必须要思考重构,因为我要选择作品和作家,我要知道哪些作家将永远留下去,哪些作家可能过气。我还要知道哪些作家明天会火、哪些作家后天会火。这就是我既要出托尔斯泰、泰戈尔、鲁迅、张炜、残雪,还要出张嘉佳、大冰的原因,对我来说所有的读者就是我的上帝。我要在不断变化的口味中,烹调出一桌大家能够吃下去的菜,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打酱油的,我是厨师。

  当我是一个作家的时候,我真的不关心变与不变、重构与不重构,我只想把我可以写、能够写、值得写的东西写出来,这是我个人对于世界的一种试探。我不敢说我可以跟世界交流,我不敢说我可以给世界一个定论,我是把我对人生和世界的疑惑抛出来,给世界一个试探。

  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认为只有五四谈得上,五四之后中国文学未有大变局。到今天为止,中国文学那些根本性的要素变了吗?刚才阿来讲文学三要素,这三个重大要素变了吗?没有变。我们所面对的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个人创造与时代关系变了吗?没有变。我认为到今天为止,三零、四零年代的作家,五零、六零年代的作家,七零、八零年代的作家,九零年代、零零年代的作家,他们不外乎是以自己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阅历,不同的对文学的接受和理解在赓续着五四的传统。

  我不认为现在有任何一代作家已经离开了五四文学的轨道。上午和少功讲到民国的大学者们,像陈寅恪、王国维先生等等,让我们高山仰止,随便进入一个领域就可以跑马圈地。最近我花一点时间来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发现,这些学者们只拿了一个东西就解决了他们成为一个大学者的基本问题方法论。他们从西方拿到了迥异于东方的思维、学术以及逻辑关系,这三个东西构成了他们对所有中华传统要素重新整理、重新归类、重新提炼的学术框架。而这样的学术框架,放在深厚中华传统的任何一个领域里,他们都是开拓者。

  这样的状况我们今天的很多作家根本改变了吗?也没有。可以说五四提出的问题:你如何作为一个现代人面对你的祖先或别人的祖先,你能不能把别人的祖先变成你的祖先?这些问题解决了吗?没有。没有解决吗?又都解决了。如果没有解决,少功就不是少功,格非就不是格非。解决了吗?他们今天还在纠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他们都是在拿东风和西风来舞自己这面旗帜,有的东风多一点,有的西风多一点,有的前期西风多一点,有的后期东风多一点。比如少功先生就是先舞东风,实际上他得势最多的是西风;格非先生最先舞的是西风,现在舞的是东风,而他的成名是西方的旗帜。阿来独特一点,阿来更多的是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去思考他对世界的想法。但这个命题本身就有东西方之别。变了吗?没有变。今天的张嘉佳变了吗?同学们喜欢的少年偶像韩寒变了吗?也没有变,只是他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少功这辈人这么深邃和执着,他们是用回避的方式甚至用轻贱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个问题的不能不面对,所以我说没有大变局。

  我们今天谈文学,所谓名家还是这些白头发的人在台上。少功说,现在嘉宾不够呀。一个时代的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近40年了还是这些人,文学如果有大变局的话,今天坐在这里的就应该是一代新文豪了,没有新文豪说什么大变局?我说中国文学这批作家还至少要当10年嘉宾,有的人还要当20年嘉宾,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辈出的节奏并没有变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批大作家,四十年代有一点,不多。政治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文化变迁产生了五六十年代的一代作家,然后是八九十年代一代作家。当然七八十年代也有,但不成阵形,这种节奏不仅没有变,甚至这种节奏的间隔还在拉长。过去是20年,然后是30年,现在40年已经过去了,还在展望50年,少功先生还是做嘉宾,还是忙不赢。人都没有变,哪来大变局?

  社会对于文学的期许也没有变。过去,文学最早是为人生而艺术,然后是为政治而艺术。现在对文学的要求越来越具体,人的精神问题这种原本要问神经病专科医生的事情,现在都问格非这样的大作家,你不觉得社会对文学的期许越来越高、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严厉吗?五四以来为人生的文学传统没有变,我甚至觉得这个传统我们越背越重。对文学的要求越具体,文学为人生的责任越重大,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就越不自由。这说明社会对文学的期许没有变。

  综合起来,如果说有变局的话,多了一点抖音、多了一点直播,这个东西并不重要,因为文学原本就是一个兼顾了很多功能的东西。社会的变化、技术的变化,把一部分功能分解甚至替代没有什么关系。比如我们阅读故事,有些人就是消遣,蒲松龄对人生、宇宙有那样宏大的个人感悟,但是很多人就是来看鬼故事,就是来看狐仙夜晚来书生房间耳鬓厮磨的,这原本是个娱乐价值。

  我认为文学最核心的功能:第一,极端个人化的与世界关系的表达。如果你一定想要变局,你就一定会要去跟别人的需求雷同。比如,我跟母亲、父亲的关系,跟少功和他父母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是我极端个人化的人生感悟。如果我想这本书如何畅销,就一定要考虑你们和父母的关系,我认为这不是文学的价值,文学的价值就是表达我自己跟我父亲、母亲的极端个人的关系,它是人类关系的一种,如果它有更多的共同价值,那是意外,是一个大作家的幸运。

  第二,用叙述构成的审美。阿来写小说一定要讲声韵平仄,其实对一个作家来讲,真正贡献的是用叙述所构建的美。语言有多种功能,只有叙述属于作家。当然我这里的叙述是大叙述,不是与所谓抒情,不是与所谓描写相对的概念。在语言的大体系中,作家构建它的美学体系是通过叙述。抒情是情感的叙述,描写是主体对客体个人感受的叙述。

  第三,我很赞同格非的话,文学是人类精神的一泓泉水,这个泉水中有无穷的矿物质,但你不需要化验它、提纯它。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文学是人类精神的母乳。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科技让我们对时间的紧迫性加强了,让我们对效率的要求提升了,所以我们大多愿意喝配方奶,比如说加锌、加钙,而这一切不外乎是把母乳进行切割提炼,去满足身体在某一个时段的独特需要,而不是对人生的整体滋养。文学治病吗?不治病。但它就是一个人在你最初的生命状态中需要吸取的东西。作用可能没有,可能在当下,也可能在长远。所以我认为文学价值的重建不在一个时代,而在每一个作家自己。作家也不需要太关心变局和重建的问题,你唯一要重建的是你自己。

  我们人类出现了问题,其中有多种原因起作用,肯定有一条是价值观的混乱,说重一点是我们的价值观出现了某种危机,我们要对这个价值观的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

  今天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很多新的东西都是技术层面的,而不是本质层面的。在这样的时代中,我觉得文学反倒要沉着一点,迟钝一点,坚持文学基本的原则为好。

  中国当代社会重建价值,首先要重建日常生活。你得认认真真生活,不能老想象自己一天暴富,或者生活在一种中产阶层普遍的焦虑当中。

  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科技让我们对时间的紧迫性加强了,让我们对效率的要求提升了,所以我们大多愿意喝配方奶,比如说加锌、加钙,而这一切不外乎是把母乳进行切割提炼,去满足身体在某一个时段的独特需要,而不是对人生的整体滋养。文学治病吗?不治病。但它就是一个人在你最初的生命状态中需要吸取的东西。作用可能没有,可能在当下,也可能在长远。所以我认为文学价值的重建不在一个时代,而在每一个作家自己。作家也不需要太关心变局和重建的问题,你唯一要重建的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