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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乐做诗词传灯人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02-05    浏览:
  

  叶嘉莹是蜚声中外的学者,且不说诗词创作、理论研究,光是教书育人这一项,教了70年书的她,培养出无数人才,如今90岁高龄仍站在讲台上,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功不可没。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称赞叶嘉莹讲解诗词“阐说精妙,启发无穷”;学生们说“老师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更有人无限仰慕:“她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

  当时北平已经沦陷,公立大学悉数落入日军之手,但由于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一批具有西方背景的教会大学得以幸免。叶嘉莹在“出于实用考虑”的北京大学医学系和“出于兴趣爱好”的辅仁大学国文系间犹豫许久。最终,她选择了辅仁大学。

  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中国“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

  叶嘉莹的母亲和姨母也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而且都在外面教书。她们也常常教叶嘉莹背诵经典。在这样的家学氛围下,叶嘉莹的诗词功底日渐扎实。如今人们听叶嘉莹讲课,往往觉得她的吟诵最具特色。殊不知,当今年轻人很难掌握的平仄声律,她从幼时便已熟知。

  “我17岁就读辅仁大学时是男女分校的,偶然有大课会合班。”或许是出于天然的气质,几乎没有人敢随便跟叶嘉莹讲话,“直到毕业时同学道别,有男同学这样编排我‘孤芳自赏’、‘我行我素’。很多人说我爱情诗讲的那么好,长的又不难看,但事实上,我真的没有感情方面的经验。”

  著名古典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叶嘉莹90华诞时,国务院原总理向叶嘉莹发来贺信。叶嘉莹的生日庆典以一场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形式隆重举行,海内外百余位专家学者展开研讨。

  就在她三四岁的时候,叶嘉莹的祖父去世了。而在这个早已被汉文化同化的大家庭中,一直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这对叶嘉莹的影响十分之大。现在,在叶嘉莹天津家中的客厅中仍挂着一幅极富传统意味的荷花,“我出生在六月,父母说那是荷花的生日,所以我的小名叫做荷。”那时的叶家恪守礼仪,闲暇时光,叶嘉莹的父亲与伯父会在院中散步,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则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默默研读。

  叶嘉莹跟从顾随6年,与顾随结下深厚情谊。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

  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之下,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叶嘉莹说自己小时候“认字”是根本,背诗倒没有刻意学过。那时她的父亲可算启蒙老师,会拿毛笔与朱砂在黄裱纸上写字、画圈,教她辨识字形字音,并借机带出不同读音蕴含的道理,热心的伯母也教她从《唐诗三百首》开始读唐诗。11岁的时候,叶嘉莹已能在伯父的指导下开始学写格律诗词。

  自己幼时受过的古诗词教育,和现在孩子古诗词教育的缺失,让叶嘉莹心里产生了很大的反差。这也让她对现在的年轻人不了解古诗词感到愤懑,“本来中国是个诗歌民族,我们作诗的历史从上古、汉魏,再到唐宋元明,一直到清朝,大家的旧诗写得都很好啊。但是从文学革命以后,大家不要读旧书,也不要作旧诗,现在都不太会写了,也不懂了,就把这个传统给断绝了。其实,我们中国古典诗词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宝藏。好比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留下了大批遗产,但是却找不到开启它的密码,白白的有这么多遗产,很可惜的一件事”。

  后来,她终于在加拿大取得终身教职,使全家人的生活安定下来,正当叶嘉莹庆幸自己终于走完苦难历程,可以过几天轻松日子的时候。1976年春天,大女儿和女婿因为车祸双双遇难。后事操持完毕后,叶嘉莹把自己关在家中很久,避免接触一切友人。世上最悲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年过半百的叶嘉莹,还是依靠平时熟诵和热爱的诗词,度过了那些难捱的日子。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旧日北京一个古老的家族,祖父曾在清朝为官,他们原本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那拉,又称叶赫纳兰,与著名饮水词人纳兰成德源出一家。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字。叶嘉莹说自己是蒙古裔的满族人,“我们属于蒙古土默特族,只是这一支部落早在努尔哈赤勃兴的时候便被吞并了。”

  但如果顾随有知,最高兴的肯定还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而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在此期间接触到西方文学理论,这对她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也影响深远。

  这种中西融合的理论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道路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根据一张叶嘉莹广为流传的结婚照可以看到,那是一位容貌端丽的才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民国时代的闺秀,直到今天,叶嘉莹仍然打扮的十分齐整:留着纤长的指甲、佩戴粉边眼镜,仪态优雅。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女子当年会无人追求,但叶嘉莹却说,虽有人给自己写过信,但是都没有回复。

  第二次打击,是丈夫的被捕。1948年3月,在北平几所中学教书的叶嘉莹南下上海,和在海军任职的未婚夫结婚。随着时局剧烈变化,1948年11月,叶嘉莹和家人从上海来到台湾。在中,丈夫被怀疑是“匪谍”,在监狱一关就是3年,连她自己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也被抓到警察局关了一段时间。被放出后,叶嘉莹没了工作,只好投奔丈夫的姐姐。没有房间可住,她就在走廊上打地铺,很早就要爬起来收拾干净;为了避免孩子打扰主人午休,她只能出去,在烈日之下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在树荫底下徘徊。

  当年秋天,叶嘉莹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当年顾随报考北大国文系,蔡元培翻阅试卷后认为,顾随的才学已经如此深厚,再读几年国文系也未必有什么突破,不如改学西洋文学,以扩充眼界,将来必有更大成就。顾随听从蔡元培建议,日后果然成为融汇中西、兼容并包的一代名家。

  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文革”过后,她一次回国探亲,在火车上看见一位年轻人拿着本《唐诗三百首》,高兴得不得了。在长城参观,她买到了《诗抄》。这使她感慨:“中国真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尽劫难,但诗歌的灵魂不死。于是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祖国。

  正是在这座祖宅里,叶嘉莹完成了诗词的启蒙。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

  不过,谈到当下的古诗词教育环境时,叶嘉莹的语气变得很严厉,“现在不单是要让小孩读诗,还应该培养一些真正懂诗歌的教师,从小就带领这些小孩了解古诗之美。现在有的老师读诗的声调都不对,意思讲的也不通。他们长大了就读不动了,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中文系的写论文,打开电脑乒乒乓乓,抄很多材料,其实都不懂。”采访中,叶嘉莹也常常反问记者,《全唐诗》第一首怎么背?“赋、比、兴”分别什么含义?《杜甫秋兴八首》什么意思?言语中,也想印证这种担忧。

  随着自上而下的提倡,复兴传统文化成为热潮。前不久,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叶嘉莹的《人间词话七讲》,市场反响和读者评价都很好。北大社近期又再版了八卷本的《迦陵著作集》,包括《迦陵杂文集》《词学新诠》《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清词丛论》《唐宋词名家论稿》《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等。

  顾随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与一般老师只讲书本上的知识不同,顾随讲课时旁征博引,“一片神行”。他重在感发而不拘泥于死板的解释说明,有时候一个小时内,甚至一句诗都不讲,却已将诗歌中最具启迪性的妙义讲给大家。叶嘉莹听课时常常极力心追手写,生怕遗漏了老师学问之精要。

  《迦陵著作集》是享誉海内外、深具影响力的词学宗师叶嘉莹先生亲自选定的著作合集,一共八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首版《迦陵著作集》早已售罄,时值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之际,特别推出精装精校版,以飨读者。

  在去国外之前,叶嘉莹对文学理论并没有很大兴趣,她认为,和充满灵动内容的诗词相比,文学理论实在太过枯燥。然而,当她接触到西方文学理论后,却发现它们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叶嘉莹兴趣大增,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

  叶嘉莹说:“我是一个对于精神感情的痛苦感受较深,而对于现实生活的艰苦则并不十分在意的人。我之所以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召唤。”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叶嘉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在绝望中,她只有“把自己一部分的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才有勇气生存下来”。

  课堂上反响热烈,连叶嘉莹自己也完全沉浸其中了。经原辅仁大学外文系教师李霁野介绍,她来到南开大学,就此与南开结下深深的情缘。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叶嘉莹却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对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

  这不仅仅是出于爱好。叶嘉莹回忆说:“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不受日军和敌伪控制,一批不肯在敌伪学校任教的、有风骨的教师都在辅仁大学任教,这对我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光从表面看,这位皮肤白皙、仪态从容的长者,完全不像经历过大苦难。事实上,在叶嘉莹的人生经历中,经历过三次大的人生打击。第一次是在1941年,刚刚考入大学的她,就遭遇母亲去世的噩耗。那时故土沦陷,父亲杳无音信,身为长姊的她,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在当时的沦陷区,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顾随生前没有留下一本著作。叶嘉莹上世纪70年代回国以后,出于对恩师的感激与怀念,把整理出版顾随文集当作重要任务。她竭尽所能,发动各种关系寻找顾随的文稿。1986年,40余万字的《顾随文集》终于出版,完成了叶嘉莹的一桩心愿。而她在顾随课堂上记下的八大本笔记,她全部交给了顾随的女儿顾之京,之后被整理成《驼庵诗话》。叶嘉莹与顾之京约定:这些笔记,凡经顾之京整理并在国内出版的,一切版权和版税都归顾之京所有。叶嘉莹以这样的方式,回报深厚的师恩。

  在异国他乡用英语授课,叶嘉莹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文论;另一方面,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讲课方法。她对学生说:“诗歌里面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我的文法、发音或许不够正确,但我讲一首诗,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异国他乡让无数人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

  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热爱的事业中。人们往往惊诧于她旺盛的精力。当她年过八旬以后,依然常常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辗转于旅途。每次回国,她都要带回大批成箱的材料。往往下了飞机,她就找一个搬运工人帮忙,两人一人一个推车,一起推出来。每逢上讲台,她常常一站两个小时,神采飞扬,奋笔疾书,连水都很少喝上一口。

  由于出色的教学业绩,叶嘉莹名声散播开来,她获得了台湾大学的教授职位。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